首席經濟學家論壇 暢議開放新格局 展望粵港澳大灣區新機遇

  蔣琰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成立八年后首度來到香港,數十名經濟學家齊聚于此,為粵港澳大灣區、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暢所欲言。

  7月4日,由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主辦、第一財經聯合主辦,2019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以“中國開放新格局與粵港澳大灣區新機遇”為主題,對常談常新的改革開放和影響區域長期發展的粵港澳大灣區兩大議題,展開充分而深入的探討。

  堅定改革開放

  “在更大的不確定性中更加堅定堅守改革開放的地位”,這是國務院參事、首席論壇主席夏斌對經濟全局提出的相關看法和發展建議。

  夏斌認為,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10余年間,消費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兩大歷史機遇正在走向現實,說明國內經濟結構的轉型和中國對外經濟關系的調整正在持續進行,部分體現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特征。

  夏斌2019年初曾判斷,今年全年的形勢是“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環境更加復雜、更加多變,經濟下行的壓力進一步加大”。面對不確定性,夏斌表示,“出路仍然在于改革開放、在于體制機制的進一步改革”,具體來說有八項改革的建議:

  一是農村“三塊地”(農用地、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的改革。“我認為衡量這項改革是否成功,關鍵要看農民收入是不是提高、農民消費是不是在擴大,這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一項重要的戰略目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中最后、最大的一塊改革紅利,要讓農民富起來、讓農民口袋里有錢。”

  二是切實解決農民工的城鎮戶籍問題。夏斌認為,此項改革實質上是通過戶籍的口子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各種民生問題,在其過程中必然會暴露地方財政支出壓力,倒逼地方政府解決問題。

  三是貫徹“一城一策”穩定房價過程中及時總結各地的經驗,逐步調整各地的相關政策,把現在分散于各地的不同政策逐步統一于建立房地產發展長效機制。

  四是利用40多年改革開放積累的巨大財富,抓緊制定多項兜底政策,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鋪墊好社會基礎。

  五是抓緊解決好國企問題,包括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重點是搞對企業的治理結構和代理人的激勵機制,處理好在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的公平競爭問題,和世界各國合作共贏。

  六是抓緊確定全社會的科技創新體制。不僅僅是在國家層面,包括個人、企業的微觀機制,包括總體、局部,也包括產業、其他類型、市場經濟下創新體系的確立,關鍵是要搞對激勵機制,防止說大話、空話,政策措施不能不接地氣、不落地。

  七是抓緊理順中央和地方財稅框架。財政制度是國家運行的一項基本制度,上述各項重大改革,必然會影響甚至沖擊現有的財稅管理制度,因此對此要有準備,財稅制度的改革決策必須注入國家多項經濟制度改革,確保財稅改革和全面深化體制改革真正同步,互相呼應。

  八是繼續動態謹慎地把握好金融開放的節奏。面對當前國際經濟、金融中的亂象,資金開放、資本賬戶的全面開放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最后一道屏障,尤其鑒于中國目前經濟結構轉型仍然存在的市場扭曲和風險隱患,金融必須堅持進一步改革開放,這是方向,毫不動搖。同時,金融對外開放包括匯率浮動,又必須是實時動態的、謹慎的,肯定是漸進發展的。

  承接金融開放的觀點,首席論壇研究院院長盛松成聚焦貨幣層面,認為目前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十分重要。“我們國家有條件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因為我國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吸收外資穩定增長。”

  具體來說,盛松成表示,我國外貿的地區結構優化,今年1~5月份我國對歐盟、東盟、澳大利亞、巴西等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大幅度增長,增幅均超過10%,對美國近幾年則持續下降,說明地區結構在優化,外貿不是靠一個國家。在吸收外資方面,根據商務部的統計,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穩定增長,1~5月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6.8%,而且不包含銀證保、北上資金等,其中,高技術產業實際利用外資同比增長47.2%,占比達到28.5%。

  “我始終堅持的觀點是,長期看人民幣應該是升值的,因為中國的經濟潛力在主要國家中是最大的。我想說的是基本穩定而不是固定,也就是說不要大起大落,大起大落對我們是不利的。”盛松成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的重要性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公布,包含粵港澳三地11個城市、7000萬人口、國內12%GDP體量的宏大建設目標正在從文本走向現實。

  深圳市原副市長唐杰認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背景是中國經濟升級,大灣區要在升級中發揮帶頭作用,以廣東為主體,看起來要有一輪新的改革開放過程。

  從空間區位上,唐杰認為,大灣區將是重大戰略性市場方向,這里連接北美、歐盟、東亞、東盟四個市場,因此以“一帶一路”倡議作為重要方向,是三十年到五十年的重大部署。

  從產業來看,唐杰認為,當前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慢但有顯著差距,而科技創新是轉型升級的根本,具體來說,大灣區建設的核心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員工占比和人均R&D(研發)是量化指標。

  “大灣區規劃的神來之筆是建設開放發達的沿海城市帶。”唐杰認為,港珠澳大橋連接珠江口東西兩岸,包括未來的深中通道、深珠通道將改變大灣區的空間結構,2025年會形成兩個半小時封閉環珠江口都市圈。香港正處在沿海大通道的中間點上,對外將作為“一帶一路”的節點,對內也是大灣區的一個核心。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廖群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是融合,這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意義,包括香港和內地的融合,包括本身的產業融合、地區融合、人才融合、資金融合。

  中山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進一步表示,融合有三個方面:教育、科研和制度。在現有資本管制的大背景下,自由的資本跨界短期是不現實的,有一個可以借鑒的模式是債券通,南向不行可以北向先行。

  “債券通開通剛剛兩周年,我們現在只是將銀行間市場連在一塊,內地還有一個很龐大的交易所債券市場,交易所市場的打通是可以直接進入技術層面的。”李湛表示。

  西班牙對外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夏樂認為,香港和內地金融業可以做到更好地融合,讓香港投資者、國際投資者可以通過香港更容易投資國內的高新技術產業,這是非常好的融合方式。

  夏樂還表示,除了債券通,香港和內地還在做基金的互認和保險的互認,如果可以加快步伐,讓兩邊的金融市場呈現融合趨勢,大灣區內居民也有很強的全球配置資產需求,這方面將帶來很好的機會。

  “我個人的看法是,粵港澳大灣區互聯互通就是創新,如果我們能連通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就能把全球新的金融工具、新的金融創新引入到整個大灣區。互聯互通對中資金融機構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總結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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