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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范聚合模式發展,緩解普惠金融供求失配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 曾剛 李重陽

  普惠金融是世界性的難題,其成因與供求雙方的特點有關。在需求端,普惠金融的客戶以小微企業、“三農”、“雙創”及其他弱勢群體為主,缺乏足夠的抵質押物,自身經營也相對脆弱,抗風險能力差。而在供給端,傳統金融機構受限于自身經營模式,以及審慎監管的要求,運營成本居高不下,難以有效觸達長尾客戶。

  供求失配造成了普惠金融客戶“融資難、融資貴”與金融機構“資產荒”并存的現象,資金無法被導引到實體經濟,轉而在金融層面形成空轉和套利。

  在這個意義上,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扭轉這種供求錯配的局面,讓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和民生改善。在普惠金融的層面上,重點在于如何根據供求兩端的特點,通過更有針對性的金融模式創新,以彌補傳統金融業務的不足。近期,普惠信貸的聚合模式在這個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聚合模式的運行機理

  在傳統的借貸業務中,金融機構通常獨立完成從申請到貸后管理的全部業務環節,這種“單打獨斗”的模式也一度被移植到普惠信貸領域。但是,普惠金融服務的客戶群體具有金融需求多元、地域分布廣泛且分散、風險復雜且識別成本高、金融素養參差不齊等特點。而單一金融機構在普惠信貸業務中,存在獲客渠道單薄、風控效果不理想、資金供給受限等諸多問題,在業務可持續性上遭遇瓶頸。

  在這一背景下,一種新模式——普惠信貸聚合模式——被提出并運用。所謂聚合信貸模式,我們將之定義為依托金融科技搭建統一平臺,將信貸業務中的獲客、數據、風控、增信、資金等節點上各有所長的機構連接起來,構建為有機生態體系的信貸展業模式。

  在聚合模式中,諸多業務參與方在遵循自身經營資質要求和機構間合作規范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各自在業務屬性、服務網絡、數據沉淀、科技研發、融資渠道等方面的差異化優勢,產生規模經濟效應,從而為普惠金融人群提供多元化、價格可承擔、體驗便捷的信貸解決方案。

  相比傳統的單打獨斗模式和賦能模式,聚合模式更具靈活性與機動性,其實質是主動找到業務經營中的缺陷,整合在該環節具有比較優勢的機構,通過協同作用消除短板,同時通過最大化普惠信貸業務中各核心節點的產能,降低成本,惠及民生。

  從流程上講,完整的普惠信貸業務鏈條可以拆解出產品設計、營銷推廣、客戶準入、風險評估、額度授信、增信、簽約、貸后管理和催收等諸多環節,簡要起見,可以將普惠信貸全流程提煉為獲客、風控、增信和資金四個主要節點。

  獲客是普惠信貸業務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節點,其目的是要找到并吸引具有與產品相適應的金融需求的優質客戶,其核心問題是接觸客戶的渠道和成本。很多類型的機構都可以在這一節點上提供獨具特色的資源。在線上,大型門戶網站和社交平臺可以提供營銷和引流服務,一些有能力的互聯網巨頭還可以定制專屬甄別模型,提供精準營銷服務;在線下,保險公司、支付機構以及稅務機構等都具有特殊場景,可以用較低的成本觸達廣泛客群。

  風控節點的主要功能在于為信貸業務聚合數據資源和提供模型支持。從數據和技術來源的角度,該節點上可以提供數據的機構包括兩類,一類是負責產品風控的機構,它可以運用自有的數據和模型,也可以開發網絡爬蟲,在客戶授權的基礎上爬取所需數據;另一類是專門的服務商,包括同盾科技、聚信立、前海征信等機構。通過集成互聯網數據與金融數據,聚合模式可以運用人工智能和云計算技術,在身份認證、客戶畫像、反欺詐、風控審批等流程中對潛在客戶進行精準、立體的識別和風險把控。

  增信節點的主要目的是與資金節點進行風險分擔,尤其在銀行作為出資方時,銀行出于風險考慮,通常需要保險公司簽訂保單后再進行審批授信。通過產險、信保等增信方的加入,負債端和資產端的風險和收益得以匹配,而保險公司由于具有多年的精算經驗和模型積累,可以較為專業化地為風險定價。

  在資金節點上,商業銀行通過聯合貸款或者助貸成為聚合信貸模式的主要資金來源。對于銀行來講,聚合模式的最大好處是大大擴展了其對下沉人群的觸達能力。商業銀行自身的普惠業務,雖然定價較低,但是一般仍要求戶口、社保、房產等硬指標,對相當數量的普惠客戶而言,這樣的門檻仍意味著金融排斥。通過聚合模式,銀行等金融機構以較低的觸達服務成本和營銷團隊管理成本,獲取了具有增信的,從而符合其風險-收益偏好的優質資產。

  通過聯結上述獲客、風控、增信和資金節點上的諸多機構,聚合模式專業化的分工突破了客群下沉等諸多瓶頸,推動了小微企業、“三農”人群融資問題的解決。同時,通過規模經濟效應,降低成本,從而降低了信貸價格,真正使普惠信貸惠及民生。

平衡創新與風險,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

  從本質上看,普惠信貸的聚合模式,通過重構金融產業鏈條,在高度專業化分工和強大集成能力的基礎上,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困擾普惠金融的供求失配問題,在降低信貸綜合成本的同時,有效擴展了普惠金融的覆蓋面。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重構了信貸業務的鏈條,原本由一家機構完成的業務,改變為由眾多機構共同完成,可能引發新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對當下仍以機構監管為主的監管規則形成了一定的挑戰。

  在聚合模式的實踐中,如何平衡監管與創新,以實現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是需要系統研究的一個問題。立足于現有的機構監管框架,對聚合模式的監管,我們有如下幾點思考。

  第一,嚴格準入,規范機構合作。在普惠信貸的聚合生態中,對某一類持牌機構的監管,均難以對整個業務鏈條形成完全的覆蓋。對此,監管應把握如下幾個原則:其一,在互聯網信貸涉及的主要節點中,現有法規要求持牌的業務,只能由持牌機構經營。其二,現有法規未要求持牌的業務,如獲客、信貸技術以及貸后管理等領域,應允許持牌機構與各類具有專業優勢的非持牌機構合作,鼓勵市場競爭以提高效率。其三,對機構間合作的監管,可以根據合作對象的性質進行分類。持牌機構與持牌機構之間的合作,由相應監管部門分業管理,但要保持政策的協調性;對于持牌機構與非持牌機構之間的合作,以持牌機構為監管主體。此外,監管部門可以根據現有監管規定適度延伸監管范圍,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對持牌機構的合作對象進行監管檢查和評估。

  第二,因勢利導,平衡創新與風險。前文提到,聚合模式對屬地監管和信貸政策的有效性會產生一定的沖擊。但從普惠信貸的服務對象,以及利用大數據和金融科技降低融資成本等特征來看,它又符合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支持薄弱環節的政策導向。有鑒于此,不能簡單基于既有的信貸規則,對普惠信貸采取“一刀切”的要求,而應該因勢利導,平衡創新與風險。具體可考慮,在允許聚合模式發展的同時,對其客戶對象、單筆額度進行限制,突出其普惠金融定位,以彌補線下信貸對普惠金融客戶覆蓋的不足;對中小銀行跨區域資金進行一定的比率限制,以防止部分機構資金過度外流;鼓勵中小銀行與其他主體合作,以聚合的方式開發、服務本地客群;強化對普惠信貸資金流向的監控,確保其符合監管政策導向。

  第三,規范法律關系,厘清責任與風險承擔。與傳統信貸由單一機構完成不同,聚合模式的不同節點上,往往有多家不同類型的機構參與,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但從風險分擔角度,一旦發生信用風險損失,各自應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規范,實踐中有“聯合借貸”和“助貸”等多種不同的合作模式,法律關系和風險承擔各不相同。而且,從借款者視角看,借款的入口與資金的真實出借方不完全一致(如聯合貸款模式下),甚至完全不同(如助貸模式下),也容易造成糾紛,給金融機構帶來法律風險,或對金融消費者權益造成傷害。所以,聚合信貸監管的一個核心,是要明確參與各方的法律關系,并根據特定的法律關系,參照現有的監管規則,對不同的合作模式進行規范。

  第四,完善制度,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聚合信貸的參與者眾多,各方法律關系不明晰,加之主要通過互聯網進行交易,大量的實質性交易處理全部隱藏至后臺,金融消費者往往只能面對極簡化的操作流程和標準化的業務描述,缺少風險質詢和疑問解答途徑。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消費者因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弱勢地位會愈發明顯。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方面,有如下幾個可探討的方向:一是根據聚合模式創新的新特點,進一步完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二是強化行為監管,加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樹立行為監管的權威性及震懾性,確保金融機構經營行為守法合規,營造公平有序的金融市場環境并保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三是加強金融消費者信息保護,強調身份識別系統的保密性、安全性,建立消費者數據保護和隱私規則。

  (編輯:歐陽覓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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